因此，要談「台日關係」的發展，首先還是要理解會影響岸田政權能量的日本國內最重要的變數：疫情的發展。
台中黑派大老顏清標之子、前國民黨立委顏寬恒8月4日請辭黨副秘書長，表示「全心力放回故鄉」。而許立倫則直言，他認為台灣不存在中間選民，尤其是近年來藍綠對立逐漸高升，所有人包括小黨或無黨籍，都必須在選舉時「選邊站」
曾經橫空出世的金融創新，埋下本卡債風暴的地雷 台灣的第一張信用卡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但要一直到1990年代初，各家國際發卡組織（諸如VISA、MasterCard、JCB等等）進入台灣後，信用卡市場才開始起飛。又到了百貨周年慶的檔期，今年再搭上政府的振興五倍券，剛好把因疫情憋了許久的消費力道一併逼出來，不僅讓各行各業都企圖能從中獲益，就連消費者都很期待把曾經繳出去的納稅錢，透過振興五倍券的管道索討回來。作者製作提供 發卡銀行無法再從發卡業務獲得高獲利，僅能靠「刷卡手續費」薄利多銷 回到發卡業務的獲利模式。由於信用卡的發卡審核機制，多少得考量消費者的「信用」狀況，所以逾放比的數字表現看起來比現金卡漂亮，但由於循環信用餘額是現金卡放款餘額的兩倍有餘，讓現金卡與信用卡所致的潛藏危機，具有同等的破壞力。當時，金管會為了處理卡債風暴，祭出了多項措施，其中，「信用貸款額度不得超過借款人月收入的22倍」和「現金卡的利率或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的天花板，由20%降為15%」，讓原本高獲利（但也伴隨高風險）的獲利模式頓時下修。
除此之外，金融業者更需擔負起教育消費者的責任，包含：廣告和申請書中必須揭露刷卡警語、利率、費用，以及宣導正確用卡觀念。日趨複雜的遊戲規則，讓消費者感受到這只是發卡銀行「敢做又不乾脆」促銷噱頭。文：艾希莉．米爾斯（Ashley Mears） 誇富宴 人類學家一向對展示與揮霍財富的儀式相當著迷。
人類學家庄思博（John Osburg）曾研究中國成都的富商是如何透過招待政府官員到高級餐廳、卡拉OK與酒店娛樂活動，以建立自己的地位，在這些宴席中，總會有吃也吃不完的餐點菜餚送上桌。二十世紀初期，經濟學家范伯倫抨擊精英上流社會，就彷彿人類學家鮑亞士筆下那些「原始人」一般，都有一股衝動，想藉由「令人反感的消費」來炫耀自己，進而在各自所處的公眾中，尋求社會地位。人類學家不僅把這種儀式性的揮霍行為視為獵奇或非理性的實作，更看見了背後的深刻意涵，視之為一種展現與建立社會階級制度的方法。譬如每個學年，各大校園的兄弟會也總以夜夜笙歌為目標，來舉辦他們的迎新派對。
在部分亞洲地區，炫耀財富的行為也是商業交易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譯註2】 誇富宴是一種在不同社會中歧異度很大的習俗，這個詞彙被用來描繪各式各樣的揮霍儀式，包括阿茲特克人的奴隸祭祀行為，也包括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針對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社會秩序的研究中，對「大人物」（big-men）的描寫。
但范伯倫的分析過度依賴一個沒有根據的假設——他認為新富階級是自然而然就會出現這種行為經學帝師熊賜履和李光地 形成這樣的政治結構，除了康熙皇帝自身外，還有兩個關鍵人物——熊賜履和李光地。接著他又批評從宮中到朝中各種不守禮及奢侈浪費的現象，並推論這樣的行為將給國家、人民帶來怎樣的敗壞效果。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在康熙皇帝親政前，依照順治遺詔，輔政大臣們重用滿洲世臣，相對貶抑漢官，同時也貶抑漢人的學問。鰲拜垮臺後，皇帝就任用熊賜履當經筵講官，後來又拔擢為閣臣。並且將科舉辦好，嚴整官場紀律，讓士人自重，砥礪「士氣」。
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
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這裡牽涉到皇帝對鰲拜的不滿，皇帝看到的是竟然有像熊賜履這樣的人，敢於頂撞鰲拜，而且他頂撞鰲拜，靠的是陳述儒家的政治道理來對照現實。熊賜履回應後，鰲拜就給他另一個「所陳無據，妄奏沽名」的罪名，但是康熙皇帝又決定原諒他。萬言書中特別提到官場上的不良風氣，會排斥有原則、有想法的人，「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詆為迂腐。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時用滿文寫，有時用漢文寫。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
」鰲拜大怒，傳旨要他說清楚什麼是「積習」，又有什麼「隱憂」。「士節」的價值觀仍在，士人普遍有著「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只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政統」抬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
史景遷所做的，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文：楊照 「內聖」與「外王」在康熙身上混同了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
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內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 Emperor of China（註），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這份萬言書送到了當時掌握實權的鰲拜手中，鰲拜便要以「妄言罪」重罰熊賜履，不過被康熙皇帝阻止了，只將他從鴻文院調到祕書院。熊賜履在這種極度不利的環境中仍堅持「道統」，堅持表達傳統儒家的政治立場。到最後一章，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
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另外，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光地，長期擔任經筵侍講，兼任日講官，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
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晚年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更得到皇帝「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清史稿・李光地傳》）的美譽。
影響所及，讀書講學以求聖賢道理的精神徹底淪喪，儒學失去了吸引力，相對地佛、道就氾濫流行。」（《清史稿・熊賜履傳》）憂國憂民的人被看成瘋子，想多做點事的人被當作躁進，堅守節操的人被指責故意和別人不一樣，行為端正的人被詆毀為陳腐守舊。皇帝解說朱注，講官只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係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把握、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
被降級的處分沒有嚇阻熊賜履，他繼續上書批評「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康熙六年，他任鴻文院侍讀時上了一份萬言書，主要關切官員與官場，建議應該慎選真的會重視民生苦樂的人做地方官，從中國歷史中模仿學習，以此重建國家制度。
然而到了明朝，「政統」與「道統」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晚年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更得到皇帝「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清史稿・李光地傳》）的美譽。接著他又批評從宮中到朝中各種不守禮及奢侈浪費的現象，並推論這樣的行為將給國家、人民帶來怎樣的敗壞效果。
